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族群整体的价值和利益，对个体的权利比较轻视，在生死观中强调个体生命的义务和责任。而西方文化中对个体的权利十分重视。现代中国人多用忌讳和消极的态度对待死亡的相关问题，将个体的死亡和其家庭成员等一起整体考虑;而西方更大程度上将死亡看作生命的必然和个体的权利，面对死亡的态度更为直接和自由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华亭息园,上海公墓

1)面对死亡的态度不同

    死亡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始终是讳莫如深的话题，普通民众对死亡有着挥之不去的悲哀和恐惧。死亡意味着世俗生命乐趣的彻底终结，这对于注重现实的中国人是沉重的打击。因此，中国人经常把死亡作为一种惩罚，当作在人世间作恶的代价，对死亡采取回避的态度。

    而西方往往相反，他们对死亡多采取直面的态度。很多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不仅仅只有肉体生命，更重要的是纯洁而高尚的灵魂生命，只有二者结合才是完整的人。柏拉图认为灵魂独立于肉体，赋予肉体以思想和智慧，是永恒的存在。基督教及其理论思想把死亡作为获得新生的途径，通过追求上帝从而使人们摆脱尘世间的罪孽，相信灵魂可以进入天堂达到永生，从而获得生命的超越。到了现代，海德格尔、萨特、波伏娃等人，把死亡的意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死的观念和意识，就不知道怎么生活。海德格尔说人是向死而生的，在他的生活中，死亡是一个目标。只有当人明确自己是会死的，把死亡纳入人生规划，而非采取回避的态度，他的生活才能有目标，因此有死亡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。

2)对责任与权利认识的差异

   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一生中的各种责任，人的出生和被抚养是父母的恩情，要报答父母的生养之恩，成家后又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:延续香火、抚养子女、光宗耀祖等。当一个人身负如此多的重任时，他对生的渴望自然更加强烈，对死的态度趋向消极。只有坚强的活着才有希望完成这些重任，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人对死亡的极端消极态度。西方则通常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自我追求的快乐，人生不是责任，而是权利，生命不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存在。所以西方人一直很重视追求个人的幸福，这是西方生死观中较为积极的一面。

    在死的方面，传统上中国人将个人的死亡看作是回归家族的一个环节。子子孙孙是一个家族式的链条，个体死亡之后，还有他的子孙。个体是家族传承中的一环，个人死了，他对家族的责任结束了，责任传承到他的后人身上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记载，鲁大夫叔孙豹回答范直子问什么是不朽时说: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即人生的“三不朽”—“立德”、“立功”、“立言”。立德是最高的境界，要做道德的楷模，成为别人的榜样。立功就是一辈子要做一些事情，留给后人，人虽然死亡，但他的成就仍能让后人得到实惠。立言就是要求知识份子著书立说，死后人们能够阅读他的书，推崇他的思想，享受他的恩惠。“三不朽”没有提到个人的享乐和追求幸福，认为人要做到死后不朽就必须在生时完成他的责任，为后人和社会做贡献。

    而西方人通常将死也看作是私事和个人的权利。苏格拉底被法庭判死刑后本来可以逃跑却放弃了，他认为自己己经到了死的时候，等到老了、思维不灵活的时候再死有损自己的名声，他为了树立一个完美的形象而选择了提前面对死亡。他的死立足于个人的选择和追求，只有这样的死法，才最符合他自己的幸福观。一些西方国家或地区合法化的安乐死正是这种生死观的现实写照。

    中西文化生死观的不同，造成了对待墓园的态度迥异，西方人相对积极，所以在城市里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绿树成荫、环境优美的墓园。人们会选择在墓园里散步、约会，安排一些休闲活动。而中国人则把墓园视为不吉利的地方，加之墓园环境混乱拥挤，所以在城市规划和生活中，墓园被当作一种消极的场所，被排斥和回避。本书即根据我国国情，力求能有助于建造优美舒适的墓园空间环境，营造健康积极的墓园文化，进而提升我国殡葬事业的文明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