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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乡团体公墓的公共性

来源:2021-01-19 11:53:23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上海公墓,上海墓地,嘉定公墓,华亭息园
  
  同乡团体公墓在营葬对象上仍以旅沪同乡为主,延续了民间社会办理公共事业的公共性,但较之于传统的家舍,其理念和内涵却开始发生变化。同乡团体公墓促进了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,体现了上海都市公共性的增长。
    (一)公共卫生的维护
    传统家舍缺乏规划,埋葬方式较为简陋,成为公共卫生的一大隐患。“在繁盛的都市,往往有某邑丙舍,某同乡会殡舍,一屋尽棺,十年不葬,厕杂居民住宅,卫生上既大妨碍,事实上毫无裨益。野外有露棺,停在地面,有编草于棺傍,有砌墙掩棺。每人春夏,郊外尸臭,这实在是太野蛮!”。)公共卫生是上海市政府取缔家舍、筹建公墓的重要动因之一。同乡团体公墓的规划和管理,体现了明显的近代卫生意识,公墓选址一般远离市中心和居民区,并且要求深葬,如《上海潮州八邑山庄特别公墓简章》规定:
“棺盖须距离路面平线1尺以下,不得浮膺。’,②
    近代上海,外来人口大量涌人,人口增长过快,加上天灾人祸,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,死亡人数迅速增加,上海在处理死亡人员方面没有完善的制度与措施。会馆、公所负责安置和运送同乡骨骸回归故里,在近代上海外来死亡人员的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爆发,尤其是淞沪战争及其后上海逐渐沦为孤岛,一些会馆、公所在炮击中被破坏,加上交通日益受阻,扶枢还乡、叶落归根的梦想也开始受阻甚至破碎。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,湖州会馆迭遭炮火冲击,建筑大部被毁。会馆曾出重赏抢运寄枢,但无人敢响应。后会馆借用闸北慈善团的汽车,插上红十字会旗帜,派工作人员在枪林弹雨中运出680具棺枢,分批运至湖州。③战争时期,抢救棺枢和运枢均为危险的事情,一些同乡团体开始在上海周边筹建公墓,就近安葬。
    上海浙绍公所永锡堂自抗战以来至1943年,由于“交通梗阻,转运维艰”,经年累月,寄枢已达15000余具,“星罗棋布,无减有增,后来之请求寄枢者,已无可容纳。其中有贫苦之枢,后裔无力迁葬,更有年深腐朽不得不葬者,约居三分之一。若不设法疏通,则后来之枢,安插无方”。因此,永锡堂于上海市曹行乡购地60余亩,添设公墓,就近安葬。①另据《宁绍新报》载,1947年初,浙绍公所永锡堂“自备车辆,车至曹行乡曹行公墓安葬,先后已有五千余具葬就。兹悉永锡堂尚有存枢一万八千一七百余具,拟即日动工,装运曹行公墓,以人土为安”。⑤
    如此数量庞大的尸体若膺而不葬,无疑会对公共卫生造成很大影响,也涉及城市形象,这是政府未能解决的一项重大社会问题。同乡团体公墓承担了死亡移民的安葬功能,弥补了国民政府在公墓建设方面的缺失。同乡团体公墓是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,有助于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的良性运行。
    (二)城市空间的重构
    传统会馆的家舍通常缺少规划,尤其是在选址和空间设计上存在很多问题,影响市容和公共卫生,不利于市政建设。同乡团体公墓注重规划设计,注重公共卫生,促进了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和城市化发展。
    首先表现为艺术性的墓园规划。多数同乡团体公墓为适应现代都市生活,注重规划设计,除了在选址上远离市中心,注重公共卫生,还追求墓园的整体美,展现墓园的观赏性、艺术性、文化性和纪念性,力求公墓的祭扫功能与园林功能相结合。
    联义山庄虽以山庄命名,但其性质不同于传统的义家,而是按照新式公墓进行规划和经营。“山庄按照中国南方古典园林的格局布局,有石桥、石亭、荷池、假山,遍植参天大树,大多墓前有石狮、石兽等摆设。”。)山庄内有专人负责维护和管理,苍松翠柏,绿树成荫,幽静中蕴含肃穆;按照公园布局,分隔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墓区,“为上海市不收门票的公园式公墓”。山庄内建筑和设施配套齐全,庙、厅、楼、堂、场,应有尽有。庙供存放棺枢、操度亡灵、安置牌位,厅有供佛厅、餐厅、休息厅,楼有办公楼,堂有经堂,场有刻石场和作坊。②广肇山庄内也广植树木花草,设施仅次于联义山庄。其南有地藏殿,殿内有土地堂,殿旁还有敦梓堂、祭亭、诵经堂等。③此外,江西公墓“遍种花卉树木,有二十余种之多,雇工照应,气象壮丽”。①
    传统的家舍多为灰暗、沉重和苦难形象,而同乡团体公墓一改以往沉重之感。后者体现了公园化设计理念,使墓园具有一定的公园性质与功能,并且融人了中国传统殡葬文化元素,在营造庄严肃穆环境的同时也兼顾到公众的日常需求,使得墓园不再是那种阴森恐怖的感觉,而多了一份祥和宁静,为市民提供了追思、休憩和接近大自然的城市空间。
    其次,道路交通的修筑和完善。道路交通是公墓规划中必不可少的因素。为符合市政规划要求,同时便于同乡祭扫,同乡团体公墓一般选在人口较少的市郊,但与市区有着便利的交通联系,或者自主修路。如联义山庄通往外部有一条四公里左右的煤渣路,途经北宝兴路、粤秀路、彭江路,门前有蚂蚁桥与外界相连。从大门到庙、厅、楼、堂等建筑,均有宽阔水泥大道相通,主干道长达500米,宽8米;支道延伸至各墓区,纵横交叉,达70余条,宽度均在1.8至2.2米。⑤道路错落有致,便于丧家快速到达墓区,提高了效率,是公墓现代性的重要体现。
    广肇山庄沿途开辟马路,建筑桥梁,车马可直达山庄。⑥清明时节,“由朝至暮,往来于广肇山庄道路者,络绎不绝,大有车水马龙之概”。⑦广肇山庄扫墓旅客如云,吸引了公共汽车公司开设扫墓公共专车,带动了山庄周边公共交通的发展。“上海华商公共汽车公司,见该墓离市颇远,为祭扫便利起见,特于四、五、六及十一等日,每日自上午六时至下午五时,在宝山路口开驶该山庄专车。查该墓道经联义山庄、潮州山庄,闻路程不拘远近,每客单程法币一角一七分。”⑧
    道路是城市的动脉,是城市公共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同乡团体公墓的存在促进了周边道路交通的修筑和完善,对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有着重要意义。
    再次,城市空间的拓展。各同乡会馆、公所多半设在居民稠密的市区,不合时宜。上海市政在进行公墓规划和建设的同时,取缔市区丙舍。同乡团体为适应都市生活,遵循市政府政令,先后迁移家舍至郊外,改建公墓,不仅有利于公共卫生,也提升了城市形象,推动了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拓展。
    (三)慈善公益的延续
    近代上海一部分同乡团体公墓为非营利性质,延续了传统会馆、公所的善举。如浦东公所公墓分甲、乙两区。甲区公墓坐落“上邑二十四保副十五图常字五十一号”,其为公益性公墓,概不收费,“惮无力营葬者,皆得共安宁岁”。。)再如1942年,通如崇海启五县旅沪同乡会殷芝龄等商人捐助真江路30余亩土地,辟为五邑公墓,鼓励各寄枢家属将枢领回安葬于此,公墓酌收穴位成本。其贫寒无力者和无主棺枢,仍由同乡会代葬,列为义墓。z' 1946年8月10日,定海旅沪同乡会“为便利同乡殡葬及掩埋无嗣孤棺起见”,在沪北真大路附近筹建定海公墓。'j' 1947年,浙绍公所永锡堂先后将抗战以来堆积的两万余具无主灵枢,自备车辆装运至永锡堂所属曹行公墓安葬,让逝者人土为安。①
    同乡团体公墓的公益性特征,还体现在爱国主义活动中。一二八事变后,广肇公所积极支援抗战,提取公积金57000余元用于各项救援活动,其中包括购置广肇山庄土地2亩送世界红十字会中华东南分会上海总办事处,作掩埋大场、庙行、江湾等处死亡军民遗骸之用,将爱桑梓与爱同胞结合在一起。⑤
 
    上海同乡团体以经营丙舍、停枢等殡葬事业为手段,以满足旅沪同乡传统的归葬意识,进而加强同乡间的地域观念,维系同乡间的情感。随着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发展,西式公墓的出现,政府墓制改革的推进,旅沪同乡团体殡葬理念和实践逐渐发生变化,开始创办新式公墓。同乡团体公墓既是都市发展的必然要求,又是都市文明的象征和体现,对于近代上海市政建设、城市文明和墓葬制度的演变有重要推动作用。同乡团体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的参与,反映了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公共性的增长。